点击金卖点广告 　　这时的长春留下一个当时全中国规模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原名叫“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由伪满洲国政府、日本财团和大企业投资，第一任理事长是川岛芳子的亲哥哥金璧东,这里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演员，还有一大批电影生产设备。

　　8月20日，“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预谋烧毁“满映”，然后让所有的日本员工集体自杀。但是，遭到大部分日本员工的反对，更主要的是中国员工对电影厂严加保护,因此，甘粕正彦的预谋没有得逞。他看大势已去，吞服氰化钾自杀。

　　这时的“满映”人员很复杂，各派势力纷纷抬头。在“满映”工作的一些爱国人士，在中共长春地下党的领导下，承担起保护电影基地的重要责任。

上图:年2月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委派田方（中），许坷（右二），钱攸璋（左二）化妆成老百姓进长春城接收满影

以张辛实为首的电影工作者联盟，为了保护和接管“满映”，同国民党和日伪残余势力进行了斗争，得到苏军司令部副司令周保中（著名爱国人士、抗日名将）的支持，才得以接管“满映”。

　　接管后，在职工内部又出现一种“变卖财产分钱”的错误主张。张辛实等爱国人士对这些人进行说服教育，终于完整地保护下来这个电影厂。

(二)成立东北电影公司

　年10月1日，在中共长春地下党的支持下，成立东北电影公司，由张辛实任经理。

　　在当时的混乱形势之下，无法拍电影。为了维持开销，开始演出话剧。并办起“东北电影学院”，由张辛实任名誉院长，另一位有影响的电影工作者马守清任院长。学员除本厂青年职工以外，又在长春和吉林招收一部分青年人，总共有60多名学员，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新中国电影工作的骨干。

　　年4月14日，苏军撤离长春。东北民主联军攻打长春时，东北电影公司的学员给部队带路，部队的战士就住进东北电影公司宿舍。

　　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长春。由延安来的干部舒群等人接管东北电影公司，舒群任经理，张辛实任副经理，袁牧之为顾问，其他负责人还有田方、许珂等。

　

(三)迁往大后方--兴山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形势瞬息万变，面对东北的紧张形势，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撤离长春，并决定把东北电影公司迁往当时的大后方兴山（鹤岗）。

　　搬迁工作分三批进行。

第一批于5月13日出发，以设备为主，兼有一些员工。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械，以及大量照明器材、化妆用品、大批胶片、数百部电影拷贝等等，整整装了一列车。同行的领导人有袁牧之、钱筱璋、于彦夫。由东北局警卫连和新华社警卫排抽调20多名战士护送，顺利到达哈尔滨。

　　第二批于5月18日晚出发，由许珂、马守清带队，共余人，其中还有近百名热爱中国的日本员工。这批队伍走了一夜，居然没走出长春市。摄影师李光惠回忆说：“我们这批共57个车皮。火车刚出长春不远，有一节车厢失火，这是节闷罐车，里面有日本人家属，他们用的蜡烛晃到了，烧着木箱，车里全是电线和炭精棒，引起火灾。于是我们全下来摘挂，这节车在中间，胶皮电线烧化了，全是烫人的黑油，我们硬是用肩膀把车拖到了道岔子(注：因为没有灭火器材，只好如此)。大家的手全烫出了大泡，烫的最严重的是杨荫萱，到兴山为他请了功。”

　　第三批于5月23日夜随同东北局机关及东北大学等单位一同撤出。车刚开出小南站，国民党飞机就来追踪、轰炸，东北大学有20多人死伤，所幸电影公司未受损失。

　　到达哈尔滨之后，作短暂休息，装载设备的列车没有卸车。于5月26日，继续北上。到达合江省会佳木斯时，受到省委书记张闻天和省长李延禄的热情接待。然后继续北上，于6月1日全部到达兴山（鹤岗），受到兴山市、鹤岗矿务局领导以及全矿区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上图:当年东影办公室

　　这次大搬迁，东北电影公司带走了在长春的全部设备，多名员工除少部分留在哈尔滨或返回长春以外，大部分到达兴山。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对此给予特别表扬。

　　鹤岗矿务局和兴山市的领导为东北电影公司安排房子。后勤保障诸事几乎都由矿务局包下来。

上图:东影刚到兴山时修建房子

　　新建厂是不可能的，只能有把日伪遗留下来的旧建筑加以改造利用。

　　主厂房选择了位于老街基一所日本小学的两栋平房，因为跨度较大，经过简单处理即可改建成厂房。在这里设有洗印、录音、剪接等车间。这就在现鹤市政府大楼后面，原来那两栋平房。东影迁出以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为鹤岗文工团所用，后来也曾作过矿区图书馆。年平房拆除，在原位置上建起两栋4层住宅楼。

这个遗址，于年被三中征用。现在，在市政府后面的道边上，立有一块标志牌，标明当年东影旧址。

　　当时的鹤岗有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甚至不知电影为何物。一下子来了一个电影厂，鹤岗人感到十分新鲜，真是大开眼界。

　　在建厂的过程中，袁牧之说：“别的厂可以用文字写厂史，我们是电影厂，我们写厂史可以用胶片记录下来”。于是，边建厂边拍建厂纪录片。成立一个拍片小组，成员有福岛宏（日本技师）、李光惠和刘德源等人。真实地记录下修建洗印车间、建立保育院、训练干部等场面，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上图:东影在兴山时的职工宿舍

上图:东影编剧孙谦与王之荷的结婚照,吴印咸拍摄.

　摄影棚设在新街基的一所日本未完工的电影院，即后来的新光电影院。办公室由一个日军马厩改造而成。

　东北电影公司的到来，给边陲小城兴山带来了一片生机。

上图:东影工作人员在东影礼堂前合影

　　年8月15日，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纪念日，佳木斯要召开庆祝大会，在会上还要公审战犯，请电影公司派人拍片。于是，电影公司派出马守清和李光惠等人前去执行此项任务。

　　会场设在一所小学校的院内，当领导讲完话以后，演出《黄河大合唱》。然后即开始公审战犯。当将伪满三江省省长和另外5个战犯押上台的时候，突然会场里乱了起来。原来是两个警卫人员被伪满三江省省长的小舅子收买，向会场内开枪。

　　李光惠回忆说：“当时会场顿时大乱，6个战犯和一个陪绑的被战士立即枪决了。我那时正在后台换胶片，两只手全插在黑布口袋里，还用毛巾扎紧了，一出事我就抱着机器滚到教室里去。这时候一颗手榴弹就掉在我身旁，我一脚踢出去2米多远。……我看到还有一个很勇敢的人，就是于蓝，她刚刚演完《黄河大合唱》，枪响了，她就不断地往台上扔枪，一点都不畏惧。暴动很快平息了。”

　　这是东影公司到兴山后遇到的第一个惊险场面。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年11月16日，延安电影团告别了宝塔山，奉命开赴东北。由于战争时期，行路艰难，这支队伍于年3月到达山东莱州湾的羊角沟小码头，在那里渡海去往东北。为了安全，他们换上便装，男的穿长袍马褂，女的穿旗袍。

　　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两天两夜。由于这些人多数生长在内地，未乘过海船，有的出现了严重的晕船反应，连续两天水米未沾。在海上还遇上国民党军队的巡逻舰，所幸有惊无险。第三天才到达安东（现丹东）。在安东作短暂休整，并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取得联系，安排下一步行程。

　　这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无法通行。于是，他们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安排，取道朝鲜，乘火车过鸭绿江，到新义州，在朝鲜境内北上，绕回中国图们。

　　年8月18日，延安电影团一行辗转到达哈尔滨。在哈经过几天的休整，再次乘火车奔赴他们的最后目的地兴山。由哈尔滨到兴山，居然也走了两天。8月27日，延安电影团一行40余人，经过9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兴山，同先期到达的东北电影公司会师。已经在兴山的舒群、袁牧之、陈波儿、田方、钱筱璋等人到火车站欢迎战友的到来。兴山市和鹤岗矿务局的领导也都到火车站欢迎。

　　矿务局的领导闵一帆等人，负责安排后勤接待工作。把红军街的原日本“社宅”再修复一些，由电影工作者居住。那时，整个红军街的所有日本人遗留的房子，也是当时兴山最好的房子，完全由中国医大和东影占用。

　　为了迎接延安电影团的到来，庆祝东北电影公司与延安电影团的胜利会师，年9月1日，两班人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联欢晚会。东影乐队的向异日记记载：“傍晚，大家在大楼前集会，原公司人员和电影团全体同志分别站成两排。在舒群同志简短介绍后，双方相互敬礼，同时还拍了电影，然后列队到医大饭厅。欢迎会由满映老演员王安主持。大家表演了许多节目，如唱歌、唱京剧、讲笑话、出洋相等等”。因为袁牧之曾在一部影片里演过拉洋片的，在大家的要求下，袁牧之又表演了他的拿手好戏拉洋片，妙趣横生。由于出席这次联欢会的还有日本人和朝鲜人，所以舒群在祝酒辞中说：“这是国际感情交流融合的大会！”

　　延安电影团来到兴山后，同先期到来的人员一道，立即投入到建厂的紧张劳动中。

舒群同志带领大家用自己的双手盖厂房、修宿舍，小学校的教室改成了洗印、录音等各个车间，电影院做了摄影棚，一个简陋的但却可以正常生产的电影厂就建起来了。

　

(四)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

年10月1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庆祝建厂一周年大会上，“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直属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从此，我们有了新中国诞生前的第一个人民电影基地，掀开了中国电影史新的一页。

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舒群，顾问袁牧之，副厂长张辛实，秘书长田方,厂长室下设二部二室一委一团，共16个科室。

不久，舒群调离。成立了由袁牧之、吴印咸、田方、陈波儿、何世德、许珂、王滨、钱筱璋、伊琳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厂长袁牧之，副厂长吴印咸和张辛实。技术部部长吴印咸，副部长马守清。

上图:左起：吴印咸、袁牧之、张辛实

上图:部分东影人员在兴山的厂房院内合影

　　东影的成立得到张闻天的关怀和支持，东影来兴山安营扎寨，就是根据他的意见最后确定的。他曾专程来到鹤岗，祝贺电影工作者所取得的成就，鼓励东影的同志们多拍片拍好片。

上图:年春，徐肖冰、陶学谦、贡民等同志在兴山拍摄第一部同时录音的纪录片秧歌剧《光荣灯》

上图:年东影战地摄影队部分同志,在兴山火车站奔赴前线的列车前留影纪念(李光惠摄影)

上图:年新闻片组全体合影

　年6月，由钟敬之、成荫率领的西北电影工学队20余人也来到兴山，并入东影。同年9月，由沙蒙、张平、何文率领的东北文工团余人也来到兴山，参加东影工作。于是，管理委员会又增加了钟敬之、沙蒙2人。东影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形成一室三处十八科。

　　同时，成立了中共东影总支委员会，陈波儿任书记，钟敬之、白大方任副书记。

　　东影于年末在兴山建立了第一支文工团，由于蓝、袁乃晨任正、副团长。年8月组建第一支电影乐团，由向异负责。年秋建立起第一个译制分厂（当时叫翻版组），由袁乃晨负责。这时在兴山的东影，真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演职员队伍更是人才济济，方化、陈强、凌元、苏里、王家乙、于洋、梁音等等，不胜枚举。

　　当新中国还是“骚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的时候，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已形成相当规模，堪称全国（包括国统区）最大的电影厂。因此，兴山亦被称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东影最初大部分人员为薪金制。据年12月31日东影职工名册统计，全厂共有人（其中日籍人员81人），其中人为薪金制，仅有22人享受供给制。后来参加工作的人都是供给制。

到年5月，享受供给制人数近70%。据年1月7日东影颁发的供给制标准规定，大、中灶的每日供给伙食标准是：

灶别

菜

肉

豆油

食盐

煤

调料费

粗粮

细粮

大灶

1．5斤

1两

4钱

3．5钱

1．5斤

高粱米1两

1．33斤

1．5两

小灶

2斤

2两

8钱

7钱

3斤

高粱米2两

7．5两

7．5两

　此外，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折合二斤高粱米，还发给日常生活用品：每月肥皂一块，两月一盒牙粉，四月一条毛巾，四月一把牙刷，吸烟者每月烟末五两。秘书以上干部发给纸烟十盒，烟末五两。　

年8月1日至22日，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影派出摄制组记录下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会后，大会部分代表和领导专程到兴山访问并参观东影。

　　年，张闻天到兴山检查工作，亲切地与东影的吴印咸、陈波儿、袁牧之等同志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年4月6日，陈云到鹤岗视察工作，并参观了东影,对东影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上图:张闻天到鹤岗视察工作，同在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文艺工作者合影。右起：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袁牧之

上图:年东影主要干部合影

上图:年东影全体女职工欢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留影

东影在兴山不断发展壮大，到年初已有职工人（不包括这期间向关内各单位输送的干部和专业人员）。

　

(五)迁回长春

　　年10月，长春解放,田方接管了国民党的“长制”.自年4月初开始，东影分批迁往长春。除已经支援其他兄弟电影厂的物质以外，又装运32个车皮的物质，总重量达多吨，全部安全到达长春红旗街号原址,无一受损。

　　年2月，文化部决定将东影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近10年的阶段性名词———“东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六)新中国电影的七个第一

东影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人民电影事业的制片基地，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组织人员顺利地接受了“满映”；在不长时间里，先后拍出一批各类影片；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培养和输出了一大批电影干部和技术人才；开创了人民电影放映、发行、管理工作等。

东影在兴山时期，完成了“七个第一”的拍摄,即:

第一部大型系列记录片《民主东北》

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

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将》

第一部长故事片《桥》

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

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

第一部译制片,苏联电影《普通一兵》

下面详细进行一下介绍

01人民电影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17辑-）

该片获年第5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名誉奖。年5月至年7月，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尺素材，剪辑出17辑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总长度为23，米，共本。《民主东北》真实记录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关系；东北解放区农村、工厂、矿山、学校的新面貌，以及拍摄的短故事片、美术片和科教片等。为真实纪录、全面反映辽沈战役的进程，东影曾派17支新闻摄影队到前方随部队一起行动。年10月5日，青年摄影师张绍柯在解放义县的战斗中；10月15日，杨荫萱在解放锦州的巷战中；11月25日，王静安在解放沈阳铁西区的战斗中，先后光荣牺牲，以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浇灌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早在东影建厂期间，就派出第一批战地摄影队，分别由吴本立、徐肖冰、王德成各带一个队，拍摄出《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活捉谢文东》、《追悼李兆麟将军》等片子，编入《民主东北》第一、二辑。这是东影的第一批产品。以后陆续生产出其它各辑。

　　《四下江南》、《东满前线》记录了东北民主联军年5月渡江南下发动群众的场面，以及在公主岭、昌图等战役中歼灭守敌的情况。《收复四平》记录了东北民主联军年初发动四平攻坚战激烈巷战的真实过程。《公主屯战斗》记录了人民军队的战士们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雪地修筑工事，踏雪发动进攻，歼灭守敌，活捉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刘光谦的真实场面。

　　在战场上拍摄《民主东北》，险象环生。摄影师李光惠回忆说：“我在前线战场上拍片子，曾经历过几次危险，几次都是死里逢生。”“我们在哈拉哈火车站拍了开仓放粮的场面，再返回营地时，路上碰上了国民党四架飞机，两架一组轮流向我们开火，把驮机器的马打得直蹦。我抬头一看，顺着飞机翅膀冒大火苗子，这时一溜子弹打过来，一摸下额出血了，我又顺着上额的伤口扣出一个大子弹头，还热乎哪。”

上图:钱筱璋在编辑《民主东北》

02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

本片采用傀儡戏的夸张手法，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腐败。在一座木偶戏舞台的后台，国民党领袖正要登场，帝国主义特使带着飞机大炮赶来，用这些武器与这位领袖换取了中国的主权。于是这位领袖便登台亮相，共演出了“跳加官”、“花子拾金”、“大登殿”、“四面楚歌”四出戏。

据参与这两部电影动画设计的日本美工人员方明（持永只仁）回忆，《皇帝梦》是京剧形式，富有民族艺术特点。但是，他不懂京剧，而当时很多电影工作者都懂京剧，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夜以继日地拍摄，终于完成。

03

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

影片故事取材自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刚入伍的小战士因擦枪不慎走火，打死了老农民的小儿子。为了严肃纪律，部队组织决定由他偿命。在第二天的群众大会上，老农民跑上讲台，要求留下小战士，让他上前线打老蒋。

上图:剧照陈强在《留下他打老蒋》中扮演农民

当时只有30岁的陈强要扮演一个五旬老人，除了妆化得老一点外，表演时他还佝偻着腰，走路时也故作老态，讲话时略带山东口音。陈强表现得很老练，表演天赋显露无遗。

后来到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拍电影《桥》。导演王滨非常认可陈强的表演特色，就让他在片中演老工人的代表“老侯头”侯占喜。陈强不大适应东北寒冷的天气，鼻子总是被冻得发红，不得不弄一条厚棉毛巾焐着，但他宁可吃苦也不影响拍摄

04

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

年初，黑龙江、吉林一带鼠疫蔓延，严重威胁人民健康。东影厂决定立即拍摄《预防鼠疫》科教片，编导袁乃晨，摄影马守清。影片上映后对普及预防鼠疫的科学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该片音乐出自一位女作曲家李凝之手，她为片中动画写的那几段音乐，节奏鲜明而强烈，很有特色。

05

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

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内战，他从美帝那里取得了军备武装，向解放区大肆进攻。人民解放军顽强抵抗，最后将蒋介石围困在城中，成了瓮中之鳖。

《瓮中捉鳖》的一些画面曾由日本美工人员持永只仁到哈尔滨设计，并取得著名画家华君武的帮助。

06第一部翻版片（译制片）：《普通一兵》（）

《普通一兵》是一部表现苏联士兵在卫国战争中英勇献身精神的影片，该片根据苏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描写了一名普通的苏联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在卫国战争中成长与牺牲的历程。

年7月，袁乃晨根据厂长袁牧之的指示，去哈尔滨找到了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驻东北总经理聂斯库伯，同他谈了译制苏联影片的设想。一个月后，苏联的原版片《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素材到达东影。经协商，由该公司提供一部影片交由东影厂试验译制成汉语。这就是中国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新中国的第一部翻版片，袁乃晨功不可没。人们赞誉他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献，称他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

承担将其译制成汉语任务的则是一群完全没有经验的门外汉。他们来自东北解放区的各个文艺团体，其中一位老战士的配音演员竟是当地的一位村干部，因此，从他口中配出的苏联红军战士就有了一股东北腔。其中部队文工团员出身的话剧演员袁乃晨担当了中国第一部译制片导演的重任。

剧本翻译是孟广钧、徐立群，主要配音演员为张玉昆和吴静。著名演员凌元担任剧务工作。这些译制片的开拓者们反复尝试，甚至想出了很多土方法，终于在8个月后完成了译制工作。同时，他们也为译制片积累了最初的经验。例如影片中苏联红军冲锋时高呼“乌拉”（万岁），但中文的“万岁”却无法与人物的口型吻合。最终，他们想出了用“冲啊”来替代。

《普通一兵》中略带东北味的配音，与影片中苏联红军的工农身份十分贴切，令观众倍感亲切。

上图:年，东影早期译制片人员在兴山合影

07

第一部故事片：《桥》（）

《桥》由王滨导演，于敏编剧，王家乙、吕班、江浩、陈强等主演。

故事情节:

年冬，东北某铁路工厂为支援解放战争，接受了抢修松花江铁桥的任务。开始，总工程师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对完成任务持怀疑态度。有的工人群众也存在雇佣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厂长主动深入工区，深入群众，启发动员大家为修复大桥出谋献策，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为制造修复铁桥需要的桥座和铆钉，他们先修复了炼钢炉；第一次炼钢失败受挫，工人梁日升又想出了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的办法，并获成功。此后，工人们也克服一系列困难，造出了桥座和铆钉。为按时完成修复铁桥的任务，铁路工厂的工人们群策群力，响应上级号召，投身修桥工作，终于在松花江解冻之前，将大桥修复。

《桥》朔造了两个老工人为支援解放战争，抢修被破坏的桥梁的英雄事迹。王家乙刚到兴山，就被选定担任《桥》的男主角，王家乙说：“我从来没接触过电影啊。”陈波儿说：“人民电影刚建立，党多需要有更多的同志，尽快掌握这门艺术啊，干吧！”　王家乙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拍摄《桥》的经过：“各种事故不断，摄像机马达失灵，录音机失声短路，照明灯电压不稳，演员忘词跑调，……有一次拍钢花四溅的一场戏，钢花把摄影师的棉衣烧着了，但机器不能停，后面的人帮着他扑火，自己也着了，后面的人再上一个，一个替一个扑火，愣是把镜头拍完。”

　

(七)难忘的记忆

　　东影在兴山还拍了另外两部影片也深受观众的喜爱。

　　一部是由陈波儿编剧、许珂导演的《光芒万丈》，反映工人阶级修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发电厂的故事。

这部影片在鹤岗、本溪、抚顺、小丰满等工矿企业放映时，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

另一部是由成荫编导、李光惠摄影的《回到自己队伍来》。说的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士兵的父亲，进城说服儿子投诚的故事，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兴山所拍的这些影片为以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东影在兴山还有很多趣闻轶事，如东影文工团为伤病员演出《白毛女》，当大家看到黄世仁残酷压迫杨白劳和喜儿时，在场的伤病员和其他观众无比气愤，引起了强烈共鸣，大家奋臂高呼口号“打倒黄世仁！”同时向台上的“黄世仁”投掷砖头、石块。一个伤病员拿起枪来就要枪毙“黄世仁”。在场的战友赶紧拦住，告诉他，这是演戏，那个“黄世仁”是演员演的，不是真黄世仁。经过解释，这个伤病员才从剧情中清醒过来，演员陈强幸免于难。

　　东影作为一个文化团体，其业余时间的文化活动自然十分活跃。原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孟广钧在《忆东影，最忆是兴山》一文中记载：“在兴山，文体活动是活跃的，不但有各种球类、棋类比赛，每到周末都要举行一次跳舞晚会。我并不是跳舞的积极分子，但我愿意到舞场去欣赏乐队的演奏，特别是李季达同志所操的打击乐，但见他手舞足蹈，忙得不亦乐乎。又是打鼓又是敲锣，兴致来时还把所搜集的不同大小的木鱼搬上舞台，排成一字长蛇阵。他那表演堪称一绝。”

上图:东影在兴山拍片

上图:东影在兴山拍片

年春节期间，东影组织演职员到郊外打靶。孟广钧记载了一则趣闻：“大年初一，钱筱璋同志兴致勃勃地约人到山里打枪，也把我招呼上了。我们在山沟沟里的峭壁上做了一个靶，然后大家轮流瞄准射击。前面几个人都没有打中，轮到我了，我接过钱筱璋的美国橹子，描好便一枪射出，同志们高呼打中了，再回头看，只见我的近视眼镜碎了，正用手捂着眼睛不知所措。原来，我的脸贴近抢了，它的后坐力击碎了眼镜片，伤了我的右眼，流了血。我奔回医务室，从眼里取出几块小玻璃片。为防万一，又连夜赶往哈尔滨去检查，幸好眼珠无事，只是在右眼下方留下一块小疤。后来，同志们开玩笑，讲我的枪法不凡:一枪俩眼。”

　　孟广钧还记载另一则趣闻：“那时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粗茶淡饭。不过，每周还有两次改善，不是红烧肉，便是肉包子。开饭时，几百人集聚在一间大食堂里，场面颇为热闹有趣。记得有一次改善伙食，王澍一口气连吃下32只包子，一时传为佳话。”

　　鹤岗这块黑土地曾经养育了东影,东影给鹤岗带来了文化、艺术，使边陲鹤岗人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60多年过去了，鹤岗人一直对此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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