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失位的南京，配得上它的历史吗？

——吾球商业地理

在看似唾手可得的合肥城面前，手握十万大军的东吴大帝孙权意气风发，心情应该像他脚下的那片土地，逍遥津。

但现实往往和想象南辕北辙，他不仅没有攻下合肥城，而且在守将的反扑下一败涂地。尽管对方只有八百死士，但依旧给他带来巨大损失：两员大将被斩杀，尤其是损失了江表十二虎臣的老六——身高七尺七寸的陈武。

若不是吕蒙、甘宁的冒死保护，并全仗骑术高明跑得快，他都有可能成为阶下囚。

复盘这场在公元年以弱胜强的战例，你会发现这里也有无数客观原因，比如说孙权围攻合肥城时，由于“会疫疾”，最终只得选择围城“十馀日”便退兵而走。但在撤退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主力和后卫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

恰恰好，负责殿后的正是孙权所率领的一班高级将领。大概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对方易守为攻，选择突击。

但说到底，孙权最大的不幸，是遇到了一位很强悍也很智慧的对手。他不是别人，正是张辽。这个曹操当年的手下的“五子良将”之一，并非浪得虚名。

在正史《三国志》中，他应该是“披甲执戟”。尽管为吕布手下的降将，但最终因累累军功，如劝降昌豨；阵斩蹋顿，大破乌桓；驱逐辽东大将柳毅……让曹操一直高看一眼，并长期镇守合肥。

这无疑是对合肥的地位的一种认承。尽管在三国时期，合肥的名声不如孙吴的建业（今南京）刘备的成都，甚至就连今天荒芜已找不到来路的邺城，也因为是曹魏的大本营，而成政治中心，但是，它却是一枚重要的战略棋子。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曾对合肥作过如此评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可谓一语道破了合肥的地理重要性。

尽管不像南京那样南濒长江，也不像寿春（今淮南寿县）那样北临淮河，但是由于南淝水和东淝水的存在，让合肥“通江达河”，居中沟通了长江和淮河水系——其中，南淝水向东南注入巢湖，再经裕溪河（原名濡须河）入长江；东淝水则向西北出寿春入淮河。逍遥津正是淝水上的古渡口。而恰恰因为两淝交汇，此地遂有“合淝”之名——其可见于包拯夫人的碑文之中。最后不知谁图省事，去掉三点水就成了“合肥”。

这也意味着，合肥若在东吴的手上，就可以北攻中原，成就霸业。

若在曹魏手上，不仅可以成其为在淮河以南最重要的粮食基地，还能顺江而下，对东吴施加压力。

某种意义上，合肥更像是悬挂在孙吴头上的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一天不拿走，一天不安心。这也是为什么吕蒙要在裕溪口非得修建两座堡垒，目的就是要直接堵住曹魏沿合肥入江的企图。

不管是为了防守还是为了进攻，孙权都必须要拿下合肥。所以，在张辽威震逍遥津之前，孙权便曾攻打过合肥。

即使为张辽一度吓破了胆，孙权还是在公元年、年以及年三度攻打合肥。但对孙权来说，合肥成了他终身迈不过去的坎——在张辽之后，满宠又让他失望而归。其中，满宠为避孙吴“依恃水势”之利，而向西更治合肥新城。终吴之世，孙吴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

这也意味着，一座合肥城，就死死地困住了想要北上，进而吞并中原的孙权。

回过头想想，如果不是合肥，孙权真的一路打到了中原，那么，三国的命运会不会改写，司马氏有没有机会代魏，一切都是未知数。

正是具有如此重要的地理优势，在日后的长江南北政权争夺中，它依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南北朝如此，隋朝统一陈朝，从这里出发，南宋时期的采石矶大战也发生在附近……

直到今天，合肥的逍遥津还有张辽的雕像。这个在南宋前还是合肥城外的地方，今天已是合肥老城的市中心。因为免票，它也成了市民晨练和带着孙娃子闲逛的乐园。

只要选择从正门进入，便能迎面撞上这位三国曹魏猛将。

其跨马执刀，雄赳赳气昂昂地镇守在公园的主干道上。尽管出现了三国时期还没有的马镫，甚至连长柄大刀在当时是否存在还存疑，但它的存在，让很多人意识到，这个祥和却又显得平庸的公园，曾经是三国时的主战场之一，同时也提示着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荣光。这大概是合肥面对南京最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

但是，这也是它面对南京为数不多的风光。

01

相比较汉武帝元狩元年便始见县名的合肥，“南京”的“成名”算是比较晚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或者因吴王夫差为了铸造兵器在今天的南京市朝天宫的后山建设城池，而被称之为“冶山”，也叫“冶城山”；

或者因公元前年，楚威王打败越国，杀越王无疆，尽取越国所夺吴国地域，而在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称之为金陵邑……

到三国孙吴时，南京又称之为建业，意为建立帝王大业。

尽管这个帝王大业，最终还是为合肥所阻，但是，南京在历史上的地位却自此开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

西晋灭亡，司马睿以南京为都建立了东晋政权，此时其名建康；东晋以后，宋、齐、梁、陈先后在这里建都，史称“南朝”。它和吴、晋，合为“六朝”。

在这之后，徐知诰于公元年于此代吴称帝建立南唐，其名江宁府；北宋后，江宁府先为升州，继为建康府，到了年，改名为集庆路——此名一直延续到公元年，朱元璋率军攻入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后，将其当成争霸天下的大本营。

又十二年，朱元璋荡灭群雄，正式于此称帝建国，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开封府为北京，应天府为南京——这大概就是南京之名的由来了。

尽管此名只用了十年，便因“北京”开封府被废而废，改称京师，但是随着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之后登上皇位，并“天子守国门”而迁都其就藩之地——此前为北平府的顺天府，原京师应天府遂成了老都城。应天府与顺天府一南一北，南京与北京的说法开始产生。

有时我常想，为什么历史中会有那么多大牛选择南京建都，去过南京便知，大概在于南京北有大江，东接丰饶的长江三角洲，既扼长江之险，又自古经济繁荣。

此外，南京周围又低山盘曲，城东钟山若长龙蟠绕，城西石头山似猛虎雄踞，是“龙蟠虎踞”之地。所以在中山先生在文章中便褒奖南京是汉民族的耶路撒冷，每当汉民族遭受灭顶之灾时，都会选择南京作为首都来休养生息，保全汉文明。

相反，四周开阔，即使有大蜀山，海拔也只有米的合肥，尽管也是处于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但是如果没有出像张辽、满宠那样的猛人，实在是易攻难守。

这也让合肥在与南京的对比中，逐渐落入下风。随着元明的统一以及频繁的灾荒，合肥也逐渐失去了其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

相反，东晋时衣冠南渡，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南，让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沿海和长江流域遂取代黄淮成了中国的经济“基本盘”，和战略要地。

在合肥“泯然于众人”时，日后的安徽历史文化名城——安庆却依托长江脱胎而出。

作为“长江万里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是万里长江进入下游的一个重要节点，安庆的军事战略地位在长江时代尤为突出。

其新城于南宋创建的初衷，是阻敌（金兵）南下，同时也可以保护长江下游的安全。历史也从反面来印证了这一设想。年，因襄樊失守被贬为安庆知府的范文虎以城降元，导致这座“江上一巨屏”向元军彻底敞开，最终断送南宋江山。

到年，曾国荃用围堵战术，攻下“英王”陈玉成占领的安庆，让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就此门户大开，四年后，为清军攻陷。

尽管因战争而建，不是自然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安庆还是因为俱佳的地位位置，成为了长江中下游商品交流的大码头和中转站。而且，它还是汉口至南通近千里间在长江北岸的唯一的重要港口城市。此时的芜湖还龟缩在太平府，马鞍山铜陵还仅仅是村镇，江南还能拿得出手的也就一个小小的池州府……

这也让安庆的名声隆隆日上，逐渐盖过了合肥。更重要的是，财运和人气的积聚，让安庆像是突然打通了自己在文化上的任督二脉，明清两代，不仅出了大思想家方以智、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状元赵文楷等，文人、作家更是数不胜数。

某种意义上，安庆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在安徽设省时成为其首任省会，与长江上下游的关联尤其是作为南京门户至关重要。

这种门户在明朝以后更为突出。尽管南京作为这一朝首都只维持了区区数年，但是以其为中心，南京却“经营”起了一个更广大的地盘——南直隶。

明初，朱元璋将帝都南京应天府，以及周边苏州府、凤阳府、扬州府等14个府级地区，确立为直属地区（和日后北京周边相对应，称之为南直隶），其中也包括安庆府，以及以合肥为府城的庐州府。面积为20万多平方公里。

当我们对南直隶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个包含了今天皖苏以及上海两省一市的版图，是以明初首都南京和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为南北圆心划出的一个椭圆。

某种意义上，朱元璋通过此举，提升自己老家淮西的地位，同时也让首都直辖区得以“跨江（长江）跨淮（淮河）”，进取中原，弥补了南京只能憋在长江南岸，控北不力的遗憾。

更重要的是，在北方经过辽、金、元的四百多年的统治，“胡化”严重，不利统治，深耕南方和稳定南方可以保证帝国拥有自己的大后方。

有文提及洪武二十六年（公元年），南北方的夏税秋粮第一分别是山西和南直隶，山西收取了2800石，南直隶高达7820石，前者仅占后者的38.71%。

不仅如此，比较南方地区的赋税，南直隶是第二名浙江的2.63倍，其赋税总额占全国赋税的1/3，足见经济实力之强。

所以，迁都虽让南京元气大伤，但是在南直隶的“加持”之下，依旧水涨船高，明代中叶，南京城人口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首都。终明一朝，南京一直是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今天，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南京称之为“徽京”，这不是戏谑，而是历史的事实。它的源头，正是这个巨无霸式存在的南直隶。

在这样的南京面前，无论合肥还是安庆，都是无可挑剔的小弟，根本就不曾想到，自己也会有南京并驾齐驱的一天。

02

年，事态有了急剧的变化。

这一年，天下英才半数尽出于此的江南，斯文扫地。仅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四府，以及溧阳县一县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被执政者降革，甚至施以鞭笞，许元文、吴伟业、徐乾学、韩炎、汪琬等名士亦不能免——这无疑是中国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文人士绅地位的最低谷了。

所谓的“罪名”，则是抗粮不缴。

这一年，也是清朝全新启动的一年。在前任皇帝出家还是病死的猜疑中，年仅八岁的玄烨就位，开启了自己“向天再借五百年”的一生。但是，甫一登基，他面临的不仅是权臣的制约，还有来自财政的压力。常年的征战让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兵饷缺乏，至今已极，”而官吏催征无术，“逋欠如故，拖欠仍复累累……”

尽管作为税赋重地，康熙《江南通志》曾言“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江淮之盐策，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但是自明末以来，势力已然盘根错节且根深蒂固的地方士绅地主，在缴税纳粮上并不积极。顺治曾为此大为光火，在年曾布长篇谕旨痛斥“江南无锡等县、历来钱粮、欠至数十万”。

“为了清理江南多年遗留下来的‘毒瘤’，朝廷甚至一度将催征钱粮积弊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任务如期完成，官员加官进爵；未完成，则面临着严峻的惩罚。

基于如此，各级官员在朝廷的步步紧逼之下不得不不惜一节代价加大清理力度，大胆催征。”（《关于江南奏销案：是满清统治者的“一时冲动”还是“蓄谋已久”？》，南书房）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其中尤以罗织罪名杀害苏州金圣叹、倪用宾等人的抚臣朱国治为最。

其为开脱自己催征不力之责，上疏言曰：“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然后分别造册清查，把江南钱粮之逋欠，分为宦欠、衿欠、役欠等三欠，“限文到二月内照数严追完解，以济军需可也。”这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江南士绅中的代表人物被一网打尽。

不过，由于造册匆忙，并未认真严核，诬陷冒名之冤案也自然层出不穷，以至于当时的乙亥进士叶方蔼仅因积欠银子一厘，合铜钱不过一文，也被降职调用。因此社会上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戏谑。

这场清初的“江南奏销案”，由于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爱相杀，让人总是联想起“丁酉科场案”。在他人看来，清政府为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总归会有一些动作，但是动作幅度过大到这样的程度，便难免会看出它的别有用心，以及对整个江南的戒心。

事实上，早在顺治二年（公元年）五月，多铎率清军占领南京后讨论南直隶的设官问题，是到底遵循明制，还是如何安排，会议共提出七种不同的主张，每个主张都将建制规格高于一般行省，但一一被摄政王多尔衮否决。

他最终作出的决定是，废除明朝时的两京制，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应天府则为江宁府。

这改变的不仅是行政形态，而且是意识形态，它让人意识到，此前有百般荣誉、享有帝都特权的南直隶，也只是一个普通行省了。

如果说，以前明以南京为国本，是巩固自己的大后方，清政府则通过打压南京的政治地位，防止江南持续做大做强，压缩其反抗自己的资本，避免成为潜在的割据势力。

尤其是在清军南下的过程中，看似文弱的南直隶民众展现出惊人的铁血和反抗精神——如史可法在扬州宁死不降，更是让他们心有余悸。

为了严密掌握江南，清政府还在江南省境内设置一总督三巡抚，总督为“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年置，驻南京，两年后改称江南江西总督。年，总督府一度迁往南昌，改名江西总督，不过很快恢复旧制——它也成为了清朝最为权重一时的两江总督的前身。

很多人以为两江，指的是江苏和安徽，事实上它指的是江西以及当年的江南省。

至于巡抚，一是江宁巡抚，又称苏松巡抚、江南巡抚，为江苏巡抚前身，因常驻苏州府，后又有苏州巡抚之名。朱国治当时做的就是这一职位；一是凤阳巡抚，其时立时废，立时因分管海防，故驻临海的扬州府属泰州；

还有一位则是安庐巡抚，中间也有过废立，后称“安徽巡抚”，驻安庆府。

另外，江南省还设有按察使司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又分为左、右布政使司各一人，分管全省的民政及财政大权。

这些政治措施的出台，让江南很难再生出“异心”，但是它并不能彻底地改变江南版图过大、过重的缺点。

随着经济的日益恢复，江南省庞大的经济体量，和繁杂的政务，与其原有的治理体系越来越不相配。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江南奏销案”之所以爆发的一个潜在根源。

为了提升效率，尤其是为了应对历年积欠钱粮最多的地区就是江东五府，康熙登基之后，江南省开始实施左、右划片分治，右布政使改驻苏州，专辖由江宁巡抚负责的江、苏、松、常、镇五府；左布政使仍驻省城江宁，辖剩余诸地。

“只是这一次分治并非是有就此分省的意图，仅是根据实际政务需要做出的改革，因而也没有考虑两布政使司辖地面积悬殊的问题。”（《“散装江苏”的诞生——江南分省与其他》，知乎）但是，它显然让江南分省进一步成为可能。

年，随着江南省原管辖江北大片地域的凤阳巡抚被裁撤，辖地按东（淮安、扬州二府与徐州）西（庐州、凤阳二府与滁、和二州）分归江宁巡抚、安庐巡抚——正是这次的区域调整，让日后的安徽与江苏的格局就此奠定。

次年，江南左布政使改称“江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简称“安徽布政使”，江南右布政使改称“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简称“江苏布政使”，江南省的两部分从此在名义上也逐步分开。

这次分省，对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无疑至关重要。它改变了江南省尾大不掉的架势，也能更有效地治理当地。但是在我看来，它也带来了最为直接的三点影响。

一个，为了避免长江南北辖域面积大小难以平衡的难题，也可以避免南北分裂，相反还能通过南北混搭的方式，以江南带江北实现“共同富裕”，江南分省采取的是东西分治，而不是南北分治，这直接导致在西边的安徽没有一处出海口，是典型的内陆城市，而在东边的江苏“霸占”了今天长达千米左右的海岸线。

这也不可避免地让苏皖在未来的发展有了先后之分。这也是安徽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内落后于江浙沪以及山东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安徽位于江苏的上游，不论淮河还是长江，所以在很长时间内都要为江苏“挡枪”——虽然苏北也会有水患，但有文指出，安徽人被洪水逼得出门讨饭的事情，似乎在江苏就不曾发生过。

二个，两省同时跨江跨淮，意味着，它们均被淮河和长江自北而南切割成了三份。这也导致了两省在全国是最“精神分裂”之地。

在江苏，被人揶揄的苏北和富庶的苏锡常，总让人觉得不搭，前者如徐州更靠近山东，后者更接近正统的吴文化。加上江苏下辖各市相对富裕，也各有绝活，所以更加互相看不起，离心力大于凝聚力。这也是今天常说的“散装江苏”的由来。

安徽其实也不遑多让，它的皖北、皖中（又称江淮）、皖南三块区域，分属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徽文化（靠近南京的还有吴文化）。

三个，江苏省会的争端由此开启。由于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都在苏州驻扎，加上江苏按察使在雍正年间也迁往苏州，所以苏州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江苏省的省会。

南京对此自然不服。尽管是落毛的凤凰，但终究是凤凰，做过江南省的中心，还是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民国时期，两江总督署又成了总统府，地位依旧卓著，它不是省会谁能做省会？

可以说，由于特殊的省情，导致了南京和苏州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互相瞧不顺眼，但都无可奈何。这一现状曾在年有所改变，北伐胜利后的南京被提升为特别市，苏州本来指望名言正顺地接盘省会的地位，但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镇江一度成了江苏省的省会，理由是，苏州的位置过于偏东，不利于对全省的管理。

南京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的省会宝座，但是现状却无疑惨烈。

省内，它夹在苏南和苏北之间，两头不讨好。

省外，它的影响力也似乎在急剧缩水——随着安庆和合肥的相继上位，以前还是小甜甜，现在则变成了牛夫人。

03

年，一只巨大的绣球砸中了合肥。

谁也没想到，这个在解放时，城区面积仅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万，地小促狭，沉默多时，并没有承载省府功能的城市规模的小县城，居然取代了安庆，成为了安徽的新一任省会。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探明真相，首先肯定的是，它一定跟江南分省有关。没有这次的分省，南京依旧是不可动摇的中心，也就没有安庆甚至是合肥的机会。

但同时，也源于其当年在南北对峙时期通江达淮的地理位置，让人重新发现了合肥。由于居皖之中，它很容易将触手伸向四周。

相反，安庆由于偏居皖西南，和皖北的联系并尤为不畅，很难将安徽这个精神分裂的人口大省捏合在一起。更致命的，还在于安庆自身特殊的地位。

自江南分省以后，安庆成为了安徽的省会，但是它依旧无法改变自己作为南京门户的角色。这是安庆的造化，同时也是安庆的不幸。

作为军事重镇，和长江中下游的节点，安庆“逢乱必战”。太平天国取南京要攻安庆，曾国藩收复南京也要先攻安庆。这导致安庆一度繁荣的工商业，也在刀兵之中一度烟消云散。

这种来回的拉锯，让这里的人们大多有“前途未卜”的忧虑。陈玉成、曾国藩，以及李鸿章家族，都成了这个城市的过客。

即使曾国藩曾为这个城市创建了近代工业的开篇之作——安庆内军械所，但随着天京收复，它转眼便迁移到南京，成为金陵军械所。

“更重要的是，此时上海已然崛起，毫无悬念地将安庆乃至整个安徽抛向了近代化大潮的边缘——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最后就留在了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里。”（《文化底蕴那么深厚的安庆，怎么就不是安徽省会了呢？》，毛剑杰）

抗战时期的打击成了压垮安庆的最后一根稻草。1年年底，日军选择从海上以及淞沪战场进攻南京，但是安庆同样也在劫难逃。年6月12日，安庆沦陷。日军攻占安庆的目的，显然不再是剑指南京，而是上游的武汉。

总之，身为门户的安庆，在和平年代也许会左右逢源，但在战乱期间，只能是左右为难。

如果安庆只是一个军事重镇，那也没什么，这就是它的宿命，但是成为省会，就不能这样活了。因为它需要肩负更多的是全省的责任，需带领全省向前奔，不要搞着搞着，省会被人攻占了，这会让全省一下子就失去了支柱，和方向。

尽管新中国成立，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的命运，但是建国初期并不安定的形势，还是让人担忧。伟人就说，“如把省会定为安庆这样一个沿江战略重镇，并且是在南京和武汉之间，一旦战事再起，极有可能被敌军一日连下两个省会城市。”

所以，安庆被抛弃已经自然而然。尤其是1年，长江洪水横扫安庆，便再也没有主政者公开提省会迁回安庆一事了。

在我看来，舍安庆，取合肥，既是整合安徽的使然，同样也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逻辑，那就是“去南京化”。它从此将安徽的省会开始与南京解绑，无须再充当其长江的门户，这样一来，可以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这其实也是芜湖、蚌埠落选的一个根本原因。

合肥的上位，也不是没有竞争者，芜湖就是其中的一位。这座位于安庆和南京之间的城市，尽管没有安庆地位重要，但是由于开埠更早，反而后来居上。

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逼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让芜湖成为安徽的第一个开放口岸。这次条约的谈判人，正是被称为“李合肥”的李鸿章。他亲自为家乡树了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随后，他又将长江下游的米市从镇江迁移到芜湖。这座城市很快就繁荣起来。

年，芜湖便有工厂9座，整个地区则有56座，在全省的近代工业企业中，超过了三分之一。相对之下，安庆地区都不如芜湖风光，只有21座。

也正是为了对接长江中下游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早在抗战之前，南京就将自己的铁路修到了芜湖。这条京芜铁路先是修到中华门，后扩展至尧化门段，与沪宁铁路接轨。为了修筑这条铁路，南京的名园刘园就此消失。

此后，为了保证南京在战乱时期若沪宁铁路失守还有其它退路，京芜铁路还向南修到江西鹰潭贵溪与浙赣铁路连接——尽管这一计划曾被抗战打乱，但新中国成立又让这条沟通安徽、江西两省的铁路干线，重新活了过来。

与此同时，“京芜线”也改成宁芜线，并修复了中华门至尧化门间的联络线，于年也全线贯通通车。

这些铁路的建设，在铁路交通逐渐取代水路交通的时代，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无疑进一步推动了芜湖的崛起。

至于这个有着河蚌，是中国的“珍珠港”，但老是让人给念成“棒埠”的地方，更是一座被火车拉来的城市。年，一头连接天津，一头连接南京的浦口的津浦铁路全线开通。它在徐州与陇海铁路交会，日后它与原京山铁路京津段、原沪宁铁路共同组成了普铁时代的京沪铁路。

位于这条重要动脉和淮河交会之处，蚌埠一跃而起。从以前仅有百余人口，被称为“七户半”的小地方，摇身而成为皖北第一重镇，仅用20年时间就发展为安徽省内人口逾十万的三个城市之一。

在这期间，淮盐和粮食转运，让蚌埠尽得商业之利。军阀倪嗣冲督皖时，一下子就盯上当时刚刚起飞的蚌埠。

结果，他没把安徽督军公署设在省会安庆，也没设在自己的老家阜阳，而是设在了蚌埠。

相反，在相当长时间内，合肥都偏离了中国的几条铁路主干线。除了京沪铁路过蚌埠，途径安徽省内的两条国内大动脉的另一条——京九铁路也没经过合肥，走的是阜阳。始建于年、东西向的陇海铁路则从安徽的最北边掠过。由张之洞主修的卢汉铁路，更是没安徽什么事儿。直到年1月，为了考虑淮南煤炭外运，兼以发展皖北、皖中并联系皖南之交通，在张静江的主持下，修建成了淮南铁路。从淮南田家庵经水家湖再经合肥，最后到长江边的裕溪口——合肥才与铁路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一切，都让芜湖和蚌埠对省会不免生出觊觎之心，甚至都未必将合肥放在眼里。

但问题是，它们都面临了和安庆相似的困境。如果舍安庆是因为必须“去南京化”，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选择芜湖和蚌埠。芜湖离南京那么近，蚌埠虽然相对较远，但它在相当长时间是作为南京的北大门而存在。

所谓的成也南京，败也南京。合肥就此成为了那个幸运儿。

只是，它的上位，虽然是为了“去南京化”，但现实却南辕北辙，反而将兄弟城市进一步推给了南京。

备注

未完待续。

在未来的日子里，

南京和合肥之间

又如何相爱相杀？

是南京持续影响安徽，

还是合肥让徽京

名正言顺地归于自己？

一切尽在下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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