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白癜风医院最好 https://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从《二月兰》到《枣花》——我的创作经历漫谈
苗卫芳
国庆节前，我接到县作协主席花雨老师的一个电话，让我写一写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感受。其实，我很不善于写这类文章，然而，花雨老师一直鼓励我，实在难以推却，只好勉力为之，硬着头皮写一写了。先说《二月兰》。周围的文友，都知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二月兰》，但没有几个人了解，其实《二月兰》最初是一篇散文，后来，我又以这个题目为名，并将这篇散文的立意展开，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但事业上却仍然毫无成就，尽管已经有了两个大专文凭，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没能谋到。我遑遑如丧家之犬，四处打工谋生，在煤场当装卸工，拾破烂，在饭馆打杂，干得最长的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也试图做一些小生意，然而都很失败，钱没挣多少，做小生意还赔了本。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乡下的一个中学代课，与目前任县委办副主任的高凤献老师住同一个办公室，我们都教语文，我教初一，他教初二。尽管凤献老师比我年龄小好几岁，但已经在一些省市级报刊发过很多文章了。虽然我也对文学很是热爱，可是却一直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文学，在我眼里实在是高不可攀，她就像一位高贵无比的公主，而我，只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穷小子，对文学，只能倾慕、暗恋而已，从未敢对她有什么妄想。然而，不久之后，凤献便鼓励我，说我读书多，有思想，又有中文专业的大专学历，一定能写出不错的文章，并许诺，写出来后，会尽可能向市里的报刊推荐。在凤献的鼓励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念头，于年春天，写了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就是《二月兰》。二月兰是太行山里很常见的一种花，她不畏严寒，开得很早，刚过了雨水节，无论是房前屋后，还是田间地头，无论是湿润的沟渠边，还是干燥的荒山野岭，都很容易见到这种花。于是，我便将这种花与付出很多然而回报很少的代课老师相比拟，因而，散文《二月兰》算是一首代课老师的赞歌。文章写出来后，得到凤献老师的极力赞扬，经他修改润色后，推荐到了市日报副刊，不久便发了出来。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也是第一次得到稿费。这时，我已经三十二岁，在这个年龄，那些早熟的作家，如张爱玲、曹禺、韩寒、肖洛霍夫等，早已名满天下，而李贺这样的大诗人，在我这个年龄，更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而我呢，才发了一篇毫不起眼的豆腐块儿，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事。然而，这件事，对于我的文学之路来说，却起到了很大作用的，将它称为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毫不为过的。从此，我不再盲目地阅读，而是有目的地选择有利于文学创作的书，深入地，反复地研究，以期能为我将来的文学创作有所裨益。而凤献老师呢，算得上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我对他的感激之情，真的难以言表。然而，从散文《二月兰》发表，到长篇小说《二月兰》的正式出版，又相隔了近十年的时间。尽管，写一部歌颂代课老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写一部反映农村教育问题的同名长篇小说的想法，在我的散文《二月兰》发表后不久就产生，并一直处于酝酿之中。然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一直没能将心中的愿望变为现实。的确，对于长篇的书写，是需要合适的契机的，因为篇幅较长，不可能凭着一时的创作热情，短时间内一挥而就，这也正是很多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终其一生，未能涉足长篇的一个原因吧。好在，这样的契机，终于在我考上河北大学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之后到来了。我是年秋季进入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读研的（后历史系从人文学院独立出来，我们便归入历史学院）。文科研究生与理工科类相比，是相当自由的，读书，查资料，搞社会调查，这些工作没人逼着你按点儿去完成，另外，研究生的假期也很多。因而，当时我是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记得研一上学期开学不久，我想重点在英语科目上下些工夫，然而认真学了一段时间，感觉收获甚少，遂放弃努力。毕竟，当时我已经是奔四的人了，这个年龄，若想再深入地掌握一门外语，已经太晚了，伟人马克思可以在五十岁时开始学习俄语并得以熟练掌握，而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这是无法相比的。于是我决定还是踏踏实实地读些中文书，学好专业课，并乘机利用这段时间搞一些文学创作。于是，我终于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将长篇小说《二月兰》写出来。然而，直到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结束，放了寒假，我仍然没有动笔写一个字。大学里的假期总是放得非常及时，并且假期也格外长，文科研究生的寒假更是如此，尽管已经放假，但才腊月十几，距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立即回老家过年？村里冷得很，再说在老家待着也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此时，研究生公寓里已经比往日冷清了许多，自然也安静了很多，我想，何不乘此机会，正式动笔，就此开始我的长篇小说创作之旅呢？我已经奔四了，留给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再这样拖延下去，此生休矣！于是，我强迫自己拿起笔，在一个破旧的白纸本上，写下了长篇小说《二月兰》的第一句：秋末，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上，到处是一片荒凉衰败的景象……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一个比较顺利的开头儿之后，接着写起来便如高山里的溪流一样潺潺而下了，一个寒假的时间，已经写了十几万字。开学后，按说应该专心上课，课下再写才是，但是，我此时已经无法轻易做到将这部创作之歌按下休止符了。专业课是不敢随便写小说的，因为教室里只有寥寥十几个人，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一眼就会看到每一个学生都在干什么，因而，我这种“不务正业”主要是在政治课上进行。研一的政治课又多又枯燥，而且都是大课，两个小时一节，几乎连着上半上上午，并且是好多专业的学生在一起上，一个大教室里，一二百号人，坐在后排角落里，不用说写小说，即使趴在课桌上呼呼大睡，老师也是不容易发现的。不久，我发觉，在政治课上写小说，状态极佳，全书我感到最为满意的一些章节，很多都是在政治课上完成的，当这个学期才过了大约一半的时候，长篇小说《二月兰》也到了杀青的时候了。有一个回忆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在这里不由想说一说。有一次，我正在专心致志的写小说，满脑子都是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时，突然，讲台上的那位五十几岁，胖胖的政治老师居然提了一个问题，让全体学生思考、回答。不知她怎么注意到了我，可能是她觉得我年龄较大比较显眼的缘故吧，她居然远远地指着我，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一紧张，不由倏地站了起来，回答道：“老师，我没有听清，您能把问题再说一遍吗？”老师很好说话，立即把问题重新说了一遍。想不到，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熟悉，况且我毕竟当了多年老师，能够把问题展开，加以比较深入的论述，因而，当时我的回答应该是相当精彩，我刚刚回答完毕，还没来及坐下，教室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老师连忙挥挥手，示意我坐下来，掌声停止后，老师特别表扬了我一番。她说，看得出，你是一名大龄研究生，然而仍然像应届生一样认真听讲，问题回答得又如此好，真的难能可贵。最后，她号召全体同学，要以我为榜样，不要轻视政治科目，认真听讲，争取都能顺利通过考试，挂了科，可是拿不到学位的。老师的表扬，令我很是惭愧，她讲的课，我几乎是一点儿都没听，她居然还让全体学生以我为榜样，怎不令我无地自容？平时经常同桌听课的一位历史专业的同学，早就知道我在政治课上写小说，而且每次写完后，他几乎都要看一遍，听到老师对我的表扬，看到我羞赧的神色，不由乐得吃吃笑了起来。说着容易做着难，其实写小说，也有卡壳的时候，有欢乐，也有痛苦，记得当年写《二月兰》的时候，大约写到全书篇幅的一半的时候，我感到了深重的迷惘，觉得有些写不下去了，犹如独自一人走进了一片茫茫无际的沼泽，没有前进的路，而来路也已经消失，感觉进退两难。此时，正处于早春时节，春寒料峭，河北大学新校区内有一个人工湖，湖内的水在入冬时即放干，现在，湖内没有水，但是有很多积雪，尽管大约已经过了惊蛰，仍然没有完全融化。这段时间，我经常在这片雪地上徘徊，反复地走来走去，有时一边走，一边思考我这第一部长篇该如何写下去，而更多的时候，则是漫无目的地行走，籍此平息凌乱躁动的情绪。初稿在春夏之交就写了出来，这时，如何把手写稿变为电子稿，就成当务之急了，恰好，我的研究生同学，徐水的赵建明，主动提出把他家里的电脑带到学校来，借给我用。这样，每天的课余时间，我几乎都用在了打稿上。我是个头脑反应迟钝的人，打字很慢，而且是边打边修改，因此，用了好长时间，大约有三四个月吧，才把稿子打印完毕。这样算起来，我写稿子与打稿子所用的时间大致相当。将手写稿全部变为电子稿之后，我就急不可待地将稿子打印出来了几份，从而进行校对。好在保定打印费真的很便宜，尤其是大学附近的打印店，正反面打印，如果页数稍多一些，比如达到几百页，店里就能将价格降到六七分一页，也就是说，三百页的稿子，只需二十来元，就能搞定。这种价格，在阜平县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想将书正式出版是很不容易的，书号费、审稿费、印刷费，一笔笔算下来，没有几万元是拿不下来的，而我此时正在读研，没有稳定的收入，每年还要支付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但“著书立说”的虚浮而又宏大的愿望却时刻折磨着我，使我日夜不得安宁。此时，我认识了市文联的一位姓张的美编人员，他建议我先不必正式出书，花那么多钱有什么必要？他说他可以帮我把书的版排出来，并制作出封面等，然后找印刷厂直接印出来。他说，正式出版与自己制作印刷出来，不就是差一串数字吗？为了那么一串数字，而多花几万元钱，值吗？我便问他，照他说的办法“出书”，需要多少钱。他大致算了一下，说大约六七千元而已，并保证，我只需把稿子交给他，其他的事，一切都由他来搞定，书印出来后，还会直接把书给我送来。听他如此说，我尽管知道这样做的确不规范，但价格之低，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于是便立即答应了。于是，在这位美编人员的催促下，我仓促地将稿子校了一两遍，便将电子稿交给了他。此时，早已经放了暑假，了却了这一心病，我便带上放假前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几本书，离开酷热的保定，回家乡度假去了。暑假开学不久，大约是九月初吧，我的这第一部“著作”——长篇小说《二月兰》，便以纸质书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了。接下来便开始卖书了，然而，卖书可不是一件轻松事，期间所经历的辛酸与屈辱，真的一言难尽，这里不说也罢。不过，卖书期间，我也得到了一些热心人的帮助，至今想起来仍然非常感动。记得年初冬，保定清苑的卢东甲老师，在提走我一包书不久，便在一个早晨，冒了严寒，乘公交车来到河北大学，将三百元送到我手中。现在，卢老师已经是一位著名诗人，活跃在保定、河北乃至全国的诗坛。年暑假，我到清苑卖书，无意中结识了好人缘影视公司的袁凤岐先生，从此，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接下来，在卖书的过程中，我又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清苑文友，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像冀中的那片热土一样，热忱、厚道、朴实、富有同情人，具有悲悯情怀，他们办的《四季风诗刊》，已经有了四十多年有历史，影响力波及全国，作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纯粹以民间集资的形式进行运作的纯文学刊物，实属难能可贵。以袁凤岐先生为首的好人缘影视公司，从拍摄《棉花盛开》开始，后又陆续拍了《油条哥》、《树大根深》、《大漠青春》等影视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无疑与深深地扎根在冀中土地上的这群清苑文人执着、坚韧的品格息息相关。后来，我甚至还从清苑谈过一个女朋友，那是一位非常美丽而又可爱的女子，尽管最终我们没能走到一起，但我会永远把她放在内心深处。又经过近四年的时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二月兰》终于由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通过《二月兰》的创作实践，我的感受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长篇小说创作，仅仅依靠聪明，是不可能成功的，恰恰相反，需要作者笨一些，慢一些，像老黄牛一样，拉着犁，低着头，慢慢地、默默地耕耘。聪明、灵巧、天赋等智力因素，在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中，可能非常重要，比如在诗歌、散文或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出乎意料的设计，一通生花妙笔，就可能使作者写出令人惊艳的佳作妙文，使作者获得相当的成功。但是，作家的这些本来很是优秀的素质，用来长篇小说创作中，可能会失灵，甚至会起反作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需要作者具备不同的文学素质。《二月兰》出版不久，我送一本给时任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王欣先生，向他请教再版时如何加以改进。他读过以后，曾给我打电话，专门把我约到他办公室，当面与我深入地谈了对这部书的看法，有哪些优点，哪些不足，以后如何改进，使我受益非浅。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阜平县在文学上人才辈出，出现了一大批作家和诗人，可谓成就斐然，在保定乃至全省，都备受瞩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出现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家，阜平文学与国家级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若想在全国文学界产生影响，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产生一部有足够分量的大部头作品。通过读你的书，我觉得，无论从文笔、阅读量、思想成熟度还是创作格局，你已经初步具备写大部头作品的能力。当然，还要再做一些积累，读更多的书，尤其历史、哲学、社会学书籍，更加深入地参加社会实践，打好基础，为下一步创作做充分准备，我希望十年后，你能为我送来一部真正的大作，为阜平争光！”此后，在长达数年的日子里，我独自或与他人一起写过或出版了一些作品，如以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为蓝本，与雄安新区著名作家李卫东一起出版了学术著作《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唐荷写出初稿，由我整理润色，最后由我们二人联名出版《天使的心路历程》；我与唐荷女士合著《第号病室》；此外，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如《那渐飞渐远的燕子》、《消逝的枣林凹》、《在那美丽的清水湾》、《喜丧》等。这些作品，如果说哪一个令我最为满意，我首推《喜丧》，这部小说只有十多万字，算是个典型的中篇吧，但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希望能够将它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不过现在是绝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这一年来，出版《第号病室》与《枣花》，已经使我负债累累，不堪重负。年6月，百万余字的长篇小说《枣花》终于出版，这与王欣老师希望我写出一部“大部头”作品的话刚好十年有余。我不敢说完成了王欣先生对我的期望，更不敢说这是一部大部头的国家级的巨著，尽管这本书被文学界的一些人士誉为“太行山里的《白鹿原》”。评价如此之高，实在令我不敢想象，我觉得，我只是将几十年来蕴藏在自己心中的故事向大家讲了出来，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而已。正如我在《枣花》后记里所说的，我只是一个很平庸，非常缺乏文学才华的普通文学爱好者，我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也没机会参加各级作协或文学院主办的文学培训班，因而缺乏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我只是凭着对文学的一腔热爱去写作，之所以能写出百万字的作品，与我初中语文老师刘善龙的精心培育有很大关系。我出生在有着“大枣之乡”的阜平县，在中学的作文课上，刘老师曾经给我们留下一系列作文题目，如《枣花》、《故乡的枣树》、《大枣飘香》、《大枣红遍太行山》等，我写的这些作文，每每得到刘老师的精心批改与指导，使我受益非浅，这无疑为我创作《枣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了本文提到的推动我走上文学之路的王欣、刘善龙、高凤献三位贵人，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其他一些名字，比如，从阜平走出，长期在保定工作的赵新、刘坡、牛玉平、安保国、齐晓非等作家；清苑著名作家、编剧袁凤岐先生；定州著名作家高京建先生，著名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楚水先生；安国著名作家马世昌先生；阜平根雕艺术大师郑茂亮先生；阜平县退休语文老师苗旭先生；阜平县作协领导花雨女士、常贵民先生；河大读研时的同门师兄宋渠江先生；阜平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何新凯先生；福建著名作家唐荷女士……从《二月兰》到《枣花》，在我的文学之路上，正是有这么多老师和朋友的指导、爱护与帮助，才使我逐渐成长，他们都是我文学之路上的贵人，他们对我的帮助，值得我永远铭记。枣乡阜平，曾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阜平人民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这里战斗生活过，红枣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是阜平文化的突出特征。我的家乡城南庄，正处于这种文化的核心地带，当时有枣窝子之称。每年夏天，枣花盛开的季节，一个个村庄，便都笼罩在浓郁的花香之中了；秋天，红枣成熟的季节，金黄的枣叶，熟透的大枣，将太行山装扮成一幅油画般的世界。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我，自小受到家乡美景与红色文化的熏陶与浸染，并逐渐深入到了我的灵魂深处。童年时期，我便开始跟着大人在枣树埝上玩耍、劳动，听大家讲述发生在枣乡的故事。渐渐地，写一部以家乡的枣树与枣花为核心意象的小说，便在我内心深入萌生，并缓慢生长着，躁动着，并时刻折磨着我。随着岁月的增长，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犹如一个胎儿，在母腹中暗暗发育，逐渐成熟。因而，长篇小说《枣花》从我十几岁起，在我心中整整孕育了三十年。正是因为有了这么长时间的酝酿过程，所以，到了将他们表现为文字的时间候，是比较顺利的，这也是这部书内容比较广博，蕴含比较深厚的原因。因而，作家，尤其是渴望写一部具有经典品格的长篇小说的作家，要暗养圣胎，呵护好自己心中的一团圣火，保持艺术创作的根本动力。在这里，不能不强调，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或者说自己的文学故乡，故乡，有挖掘不完的写作素材，等待这位作家去发现，并付诸文字，从而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作家所暗养的“圣胎”，也往往与自己的故乡有着深厚的血脉联系，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迟子建漠河北极村的冰雪世界，杨献平的南太行，赵新的“凹里”……而我的文学故乡就是童年时期清澈见底的胭脂河与弥漫着枣花香的太行山。没有文学故乡的写作者，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的写作者，如同生长在沙漠中的幼苗难以成长为参天大树一样，也是很难成为一个著名作家的，更不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故乡是作家摆脱不了的存在，作家用文学的方式开拓故乡，既是对故乡的反映，也是对故乡的一种超越。另外，文学创作，还需要作家具有多方面的阅历，尤其是底层经历和人生苦难，小说创作似乎尤为重要，这从古今中外的好多作家身上都能得到验证。屈原、杜甫、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莫不如是。我当然不能同古代的大家相比，但类似的经历和苦难却是相似的。我高中未能毕业便辍学了，游荡在社会中，四处打工谋食，数年之后，辗转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打工，由于各种的因缘，混入市内的一个高考补习班旁听，被发现后被赶了出来。然而我终于因为这此机缘，凭很不错的成绩考入呼和浩特市一个成人高校的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有了一纸大专文凭，想不到对找工作没有任何助益，终于，塞外的狂风与严寒，使我在举目无亲的呼市无法生存下去了，无奈乎，我惶惶如丧家之犬，骑一辆自行车，“千里走单骑”，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阜平，继续在县城过着打工谋食的生涯。此时，已经是而立之年我，已经万念俱灰，打算此生就这样混下去了。接下来，我的人生就到了代课的节点了，然而一月二百四十元的代课费，教学环境的恶劣，人际关系的复杂，桀骜不驯的学生，个别难缠的家长……使我处处碰壁，不足一年便逃离而去。数年后，考研成功，进入河北大学，生活略略稳定几年，然而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就业前景，心境更是异常惨淡……直到年初，我进入河北阜平中学，总算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也有了一份固定收入，尽管不是很多，然而仍使我感激涕零，因为奔波四十余载，衣食总算无忧，从此不再有冻馁之苦。然而，我天性懦弱，又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而，无论是在社会、单位，朋友圈，都处处受人欺凌，时时遭人愚弄，即使在本应该充满温馨气息的家庭或家族之内，也不时遭遇伤害。俗话说，对于恶人，惹不起总能躲得起。我想这句话尽管不全对，但总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没有特别能耐的无钱无权无势升斗小民，“躲避”，作为一种无奈的生存哲学，很多时候也是有效的，可起到消极的保护作用。因为“恶人”相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总是少数或个别，遇到的概率是很低的，因而，躲开的成功率还是很大的。而我就不同了，经过多年的人生阅历，我一直认为，我是社会总成员中“最弱的”那一个，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如此，因而，相对于我来说，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强者”。有一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弱者面前无君子，强者面前无小人。因为你是最弱的那个人，因而，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敢于以漠视的态度对待你，也敢于在任何时候有意无意地踩上你一脚，或者在他们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冲你大声喝斥，以发泄从其他人那里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压在心中的怨愤。这是一种彻底的悲剧，你永远无法摆脱，除非你彻底脱离社会，而这又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庸常之恶”，施恶者绝大多数并非什么凶恶之徒，他们大都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大都处于社会的中底层，也大都有一副善良的面孔，他们一般不会做出什么特别出格的行为。但是，作为普通人，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伤害比他们更弱的人，人们郁积在心中的不良情绪，总是在试图寻求发泄的出口，“更弱者”，便无疑成为他们最安全的发泄渠道。除了圣人与天使，或者纯粹的傻子与白痴，人人皆如此，这便成了我这个“最弱者”的悲剧的心理学根源。这样，作为一个“最弱者”，我便毫无悬念地充当了被庸常大众欺凌践踏的角色，可怕的是，这种被欺凌被践踏，是无所不在的，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随时都会发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降临到了你的头上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同事、朋友、邻居或亲人，甚至在一个桌上吃饭的酒友，或者一块出游的玩伴……因为什么事心情不爽，就会突然向你大声斥责辱骂了起来，因为对方知道你是一个“最弱者”，是不用担心对你施加伤害后会承担有什么后果的。不只现实生活中，即使在